笔者一直有一困惑：我们的钓鱼大师大多是鱼塘大师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世界钓鱼锦标赛”后，看了许多钓友的评论，灵感突发，是故试论鱼塘大师的成因。
笔者认为“鱼塘大师”是在对垂钓运动的以偏概全的歧义、偏义理解下在一些特定情绪和钓界历史背景影响下产生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的钓鱼界受到了一次严重“打击”：台湾数支钓鱼队，采用“先进”的“台湾钓法”，在与大陆钓手的对抗中，虽然一点地利都不占，却在完全陌生的水域“打遍天下无敌手”。于是，“我们的钓法是落后的”这一概念在许多经历过抑或没有经历过实战的钓手脑海中留下了烙印。在某种程度的“挽回面子”、“师夷长技以制夷”也或者是单一的希望学习先进钓法的动机的指引下，有一批钓手开始像担当起振兴中华钓坛的任务。台湾钓法被引入大陆并很快风靡一时。当大陆钓手再一次和台湾钓手同场竞技的时候，我们惊喜地发现，大陆钓手的渔获量接近台湾钓手，甚至在一些场次超过了台湾钓手。大陆钓手也可以和台湾钓手一样高速上鱼。当然，这是一场令当时鱼界欢欣鼓舞的翻身仗；而那些打败台湾钓手的钓鱼人，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大师，台湾钓法，自然也就成了评判大师的钓法。这个时候，我国的竞技钓鱼开始走上具有自己特色的新路子。各地举办的钓鱼比赛，都开始将在鱼塘里用台湾钓法垂钓作为比赛的标准模式，而当时的中国钓鱼协会（03年6月被国家民政部取缔）也不失时机地将原本应用于国际象棋等脑力体育竞技的等级分制度，引进了钓鱼运动，并以此作为评定垂钓大师的唯一判据。从此，我国大陆的垂钓活动，不可避免地进入了鱼塘大师的统治时代。
鱼塘竞技并仅仅以此作为评判大师的依据，直接造成了钓鱼运动真谛的缺失。而更加根本的原因，笔者认为在于中钓协不顾钓鱼活动特殊性，盲目地将等级分制度引入垂钓竞技。等级分制度要求绝对的公平（比如国际象棋比赛，两人对抗，时间对半，规则严明），而自然水域钓鱼的变数太大，为了公正地在钓手中一分伯仲，决一雌雄，我们的钓鱼比赛只能在四四方方的标准鱼池进行，大师只能在鱼塘里脱颖而出。然而一方面鱼塘里比赛也免不了变数，保证不了绝对公平（暂且不论近些年某些钓赛中的不公平现象）；另一方面，却由于钓鱼媒体的导向作用以及一些商家的巨额奖金的诱导作用，导致我们钓鱼人垂钓理念定位偏差，歪曲了钓鱼的基本要素，忽视了钓鱼的真谛和主旨，现在看来，真是得不偿失。
单单就事论事，也可以就此打住。不过，钓鱼运动主旨偏倚的原因，不单是钓鱼协会不成功的机制革新，也有一些“精神因素”。在本文开头所述的台湾钓鱼队击败大陆钓手的时候，开放政策实施未久，国人发现自己又一次被世界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因而对外界的许多新鲜事物我们多少都有一丝的落后自卑感。在与台湾钓手对抗失利的时候，猛然间我们钓鱼人像是挨了一棍子似的，幡然醒悟到是否在钓鱼方面也浪费了十多年的大好光阴？于是，像在其他许多领域一样，开始对“外来的”台湾钓法勤学苦练，却也不可避免迷失了自我。当时正好是台湾钓法给了中国钓界当头棒喝。可以演绎，如果当初是淡水路亚击败传统钓法的，那么现在，估计水边正站满了舞动软虫和塑料鱼的人。
实际上，抱着“振兴大陆钓坛”的愿望，怀着强烈的荣辱使命感来学习台湾钓法或其他任何钓法，是根本错误的，或者说多此一举的，是根本不必要的。何况，钓鱼钓的好，能够反映什么？钓鱼钓不过人家，我们就一定是脸上无光吗？我们钓鱼就是为了脸上的光吗？钓鱼不比其他领域，没有人会神经质地把钓鱼作为反映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标尺，全可不必上纲上线到近乎“钓鱼救国”的英雄主义的地步。并不是样样比不过人家的东西都需要升格到使命、荣辱的高度才能完成超越的；这反而恰恰是自卑过度的表现，也是除了经济利益外，另一直接导致心浮气躁的重要因素。
我想我们可以在钓鱼中发现的和其他地方的差距，主要在装备上面和理念上面。装备上的差距和我们国家的人均经济实力密切相关，也和我们国家制造业者的用心程度密不可分。而理念上的差距才是我们真正因该汗颜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钓鱼人应该关心的，不是如何去争取国际钓鱼比赛的名次来显示“实力”，而是心平气和地钓鱼，体会钓鱼的乐趣，用心亲近自然，真诚对待自然界，让钓鱼成为我们生活中最可宝贵的润色剂；至于垂钓大师——每一个有收获（不只是渔获）的钓鱼人，都可以成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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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自然，尊重鱼权！